第一七六章 淞沪战 十三

　　第一七六章一二八·淞沪战（十三）

　　范杰则冷眼旁观这一切的发生，对于这些事情，不并有插手的意愿，其实不只是他，很多人都谨慎的选择了旁观。

　　12月7日，汪精卫对陈铭枢明确表示：“粤会所举之执监委纵不来，亦可赴宁，但有先决两条件：一要拟具治国方案，经蒋承认；二要整个的合作，不应要此一部分，不要彼一部分。”

　　就在汪、陈会谈的当天，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干部会商对粤办法。

　　他一度想采取极端措施，不惜以取消党治为名，来打击粤方在宁粤对峙期间所坚持的“党统”。

　　他表示：“余拟即开国民大会，以本党政权提早奉还国民。因本党自不振作，现已失却以党治国精神。而胡汉民等凭藉党之资格，实行害国毁党，将使我总理手创之党蒙被污点，余心实不忍也。况且中国由我而统一，亦应由我手以奉还于国民也。”

　　由此可见，蒋介石还是不愿轻易放弃权力。

　　但是却没有多少人表示同意，吴稚晖立即表示：“此着太险。目前只有以静制动之一法耳。”

　　蒋介石默思良久，也不得不承认吴稚晖说的确有道理，点头回道：“吴先生之言亦自有深见也。”

　　此时取消国民党“**”，结束训政，固然可以打击粤方所凭藉的“党权”优势，但同时也危及宁方政权的合法性，蒋介石最后只好放弃这一险着。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奉令，于9月21日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使危害和平的局势不致扩大”，并恢复到事变爆发前的状态。

　　国际联盟在英法等大国操纵下采取了纵容态度，国联理事会就日本武装侵入中国东北问题争论了3个月，作过多次决议，既不敢谴责日本，也不能制止日本扩大侵略。

　　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下，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终于通过决议，决定派遣一个国联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向国联提出报告，而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

　　而在同一天，粤方代表孙科等到沪，会同汪精卫、邹鲁与宁方代表陈铭枢会商。孙科首先声明，召开一中全会的前提是蒋介石必须下野，代理人选必须为粤方同意者。

　　11日，陈铭枢致电蒋介石称：“胡汉民、孙科等必欲钧座辞职始快。职思当此时机，钧座似亦暂避为宜。”

　　同样在宁方内部也开始出现不一致的论调，谭延闿躲在汤山不理世事，而同意蒋介石下野的人数也在增多，何应钦又在暗中策划着什么，但这会他极为的小心，蒋介石虽然察觉到什么，但是也无法弄清楚何应钦到底是怎么想的。鉴于何应钦的前科，蒋介石也很无奈。

　　范杰也很无奈，中国政府一直纠缠于国内的权力斗争，南京也好，粤方也罢，对于东北事件的关注度都在下降。

　　在这么一个时代，交通不便，通讯不便，信息不通，人们的眼光大多数时候只是关注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最多不过本省与邻省之间，对于远在天边的东北，除了九一八事件的短暂事件内，人们的关注点已不再那里，当然学生除外。

　　一切都源于几十年的军阀分隔，甚至在乡下还有人一直认为东北是张大帅的地盘，这个张大帅说的是张作霖，而对于大多数能接触到信息的人们来说，东北时间依旧是东北军的问题，不管其余各省的事，提起日本人，马上几句，捐一点款，如此而已，而日本人占领东北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多少影响，因为生活没有变化，仅此而已。

　　12月12日，南京，蒋介石召集干部继续会商进退问题。

　　吴稚晖、李石曾、戴季陶都反对蒋下野，一致表示：“介公必不可退。介公退，则中国休矣！”

　　唯有何应钦表示：“真如之言亦自有理。总座请细思之。”对何应钦在关键时刻的表现，蒋介石非常不满。

　　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稚晖、石曾、季陶、铁城皆不主余退，而敬之、真如等则惟恐余退之不速也……”

　　此时，蒋介石深知欲“改为军事时期”，“听命余一人”，一时无法做到，局势又不许可长期僵持，自己如再不宣布下野，上海和谈期间达成的四全大会后宁粤双方合开一中全会的协议便不可能实现。

　　政治上，有时退一步海阔天空，站在窗口，蒋介石望着外面，心里终还是下了决定，心里依稀有些舍不得，然而接下来的一件事打消了他所有的顾虑。

　　1931年12月，在零星的几场小雪后，漫天的雪花终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

　　这一年冬天的南昌，雪下得特别早、特别大；在凄厉寒风中，每天都可以看到败兵、伤兵潮水般地溃退进城，满街的小业主、摊贩、学生、饥民、乞丐，灰仆仆的脸都一片呆滞。

　　几百里外的枪声，似乎也若隐若现地传扬进这个孤城。比大雪、北风乃至连年战争都更让人绝望的，则是悲观的境况。

　　这个冬天，从南昌到宁沪，到处是奸商囤积、物价横飞、生路断绝。在惨淡的市井间，终日惶惶、朝不保夕的末世恐慌，象瘟疫一般地传播开去了。

　　不仅民间，而且军队。自大水退去后，驻屯在南昌城内外的十万饥兵，已经整整三个月没有领到薪饷了，伙食出现了严重困难。

　　各个营地流言四起，成排成连的士兵，踏上了开小差的流亡路。

　　即使一个见多了中国的苦难、并对南京政权极有耐心的西方记者，也认为这是最没有希望的一个季度。

　　他认为这个国家已濒临绝境，“全面的社会变革已成为中国唯一的生路……再也经不起内战了。贪污、腐败必须根绝，教育必须改革，对农民的苛捐杂税必须减轻”

　　但这“唯一的生路”又谈何容易？12月14日，“宁都兵变”爆发了，1万7千余名官兵宣布易帜。“宁都又红了”的消息，给南昌、南京以致命一击。

　　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原是冯玉祥西北军之一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在该部队开展过工作，对其官兵产生深刻的革命影响，是一支受过大革命影响的部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大部共产党员被迫离开这支部队，少数共产党员仍在该部队秘密开展工作。

　　1930年蒋、冯、阎军阀混战，冯玉祥战败，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收编该部队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任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

　　次年1月，蒋介石令该路军从山东开赴江西，参加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同年5月，在中村被歼1个旅。7月，参加对中央根据地的第3次“围剿”，进驻宁都，9月，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在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政策下，该路军留宁都驻守，其他国民党军先后撤出，该路军处于根据地军民的包围之中，对孤军驻守深为不满，内部矛盾很尖锐。

　　红军反围剿之胜利，给第26路军以深刻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抗日反蒋高潮，第26路军官兵要求回北方抗日救国，又遭到蒋介石拒绝，更加深该路军官兵同蒋介石的矛盾。

　　不久，孙连仲离赣去外地治病，由第25师师长李松昆代理总指挥。鉴于以上情况，隐蔽在该部的共产党员，积极开展争取工作，因势利导，发展党员，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秘密进行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12月初，隐蔽在第二十六路军中共产党员的关系落入国民党手中，起义计划被发现，国民党南昌行营命令立即逮捕在该部的共产党负责人刘振亚、袁汉澄、王名五等。

　　12月9日，蒋介石又派飞机送去一网打尽该部革命者的手令。

　　在此情况下，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等共产党员立即与赵博生商定，赵博生等人经过秘密策划并与红军取得联系之后，决定趁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和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不在部队的时机，采取果断措施，于12月14日举行起义。

　　12月14日下午，诸人按照事前商定的计划，派起义部队的主力第七十四旅和第七十三旅直属队控制了电台、指挥机构等要害部门。

　　同时，用参谋长赵博生名义宴请全军团以上主官，趁机逮捕了所有反对起义的军官，并把代总指挥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的师部包围缴械，为起义扫除了障碍。只在包围第二十五师师部时发生片刻枪战，有几人伤亡，其他没有任何损失。

　　除李松昆听到枪声后只身越墙逃掉，驻在城北的1个团因路远未能参加外，全军一个军直、两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共17000余人，携带两万多件武器，全部参加了起义。

　　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辖3个军。

　　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别任各军政治委员。同时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第2天起义部队开进苏区。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率全军1.7万多人宣布脱离国民党，参加红军。而此时的红一、三军团，加起来也只有2万多人。

　　在各方面压力下，作为权宜之计，12月15日，在重申自己是“孙逸仙信徒”、并呼吁国民党的统一后，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

　　同日，中常会临时会议批准蒋介石请辞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并决定以林森代理国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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