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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杀猪不过头点地


  生活不负所望,梦境很快实现了。老爸果真赶着马车来接我了。并且在那一年,我家杀了一口四百多斤的猪。

  那几乎是我妈一生中较为引以为傲的事了,村子里的人都在夸赞说:呀!她家的猪有四百多斤啊?咋养的啊?真厉害!母亲总是哈哈的笑。我一看她,就知道她有多骄傲。

  不过话说回来,杀这样大的猪也是比较费事的。首先像往常一样,把村子里壮年都找过来。大家先喝几壶茶水,研究研究战略。然后纷纷起身,十来个人立在院子里,围墙外边还有不少观摩的小孩和指挥的老头子们。

  父亲打开猪圈的门,猪就自己不知死活的跑出来了。几个人拿着早已准备好的绳子,立马扑上前去。抓腿的抓腿,抱头的抱头。还有一时间什么也没抓着的,也只能薅猪尾巴,呜啊的恐吓猪。

  一时间猪嗷嗷喊叫,人也呼喊着“按住了!按住了!”“拿刀!拿刀!”全是一叠声的,嘈杂极了。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下刀了。(有点残忍,胆小的跳过本段。但我相信你还会翻回来看的,毕竟家里不在农村的,就一定没看过村子里怎么杀猪。)

  下刀的人选是早就商量好了的,这个人一定经验丰富,技术高超。杀猪是很有讲究的,必须让猪血流出来猪肉才好吃。如果下刀的位置不对,血会很少。开膛的时候就会发现肉都泡在血里,实在是影响胃口的事情。

  杀猪也不过头点地,手起刀落,停止了所有声音。

  我从来没有睁开眼看过那一幕,总觉得心里怕怕的。等我看的时候,它已经被充气、剃毛,正式解剖。它的血通常有半洗衣盆那么多,我看着那么多的血,怎么也想象不到那是从一只猪的身体里怎样流出来的。

  残忍的屠宰过程结束,正式开始了美食的制作,猪血可以拿来灌肠;猪肉搭配酸菜、粉条,成了东北的一道名菜——猪肉酸菜炖粉条;猪头和猪蹄要留着,等到来年二月二再吃。我此刻早就从炕上跑下来,围着煮肠的锅台边走来走去,目光死死的盯着锅里的食物。

  母亲笑吟吟的一边招呼客人,一边看着锅里的血肠。我也焦急的望着,一会喊一句:“妈,你看熟了没?”终于等到熟了,第一口毫无疑问属于我。

  刚煮熟的血肠呼呼的冒着热气,我刚拿了一下,手立刻缩了回来,然后,又奋不顾手的去拿。烫得我只好在两只手间倒来倒去,一边吹气给手降温,一边见缝插针咬了一口。

  “嗬!”烫得我真想吐出来,但味道好的想也没想就大嚼起来。母亲问:“熟了吗?好吃吗?”

  我含糊的嚼着第二口,抬起头满眼幸福的看着她,饶舌似的说:“熟了熟了!好吃好吃!”再低头一看,自己的手指早被烫的通红。

  此刻回想起来那种味道,几乎是反复咽着口水完成了这段描述。耳边回想起每年杀猪的时候,老爸总会念那几句口头禅:“小子小子你别哭,过完小年就杀猪。丫头丫头你别馋,过完小年就大年。”

  是啊,杀完猪就该过年了。这个从来没有被世人知道的小村庄也有它的热闹,鞭炮、红灯笼,再加上东北人特有的豪迈的嗓门——一人问:“吃了吗?”

  一人答:“刚要吃,过来吃点啊?”

  其实隔着好几道石头墙,大家不过是看个脑袋尖儿,说不定是谁也不确定,就这样问候着。我总是暗暗发笑,觉得这过于热情。

  过年,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意义是吃的、穿的和压岁钱。吃的主要就是猪肉炖粉条、红烧排骨、干炸里脊、蒜薹炒猪肉……总而言之,这头猪发挥了它最大价值,在整个春节期间从不缺席我们的餐桌。

  吃的如此丰富,穿的呢?我妈是我姥的忠实拥护者,几乎我姥的建议她都会采纳。比如,我姥说这孩子穿红衣服好看。新年一到,我必会得到一套红色的衣服。

  第二年,我姥说这孩子穿绿衣裳也好看,同样,我又得到了一套绿衣裳。几乎有三四年,我都是以扎眼的、鲜艳的套装闪耀在小伙伴们中间。

  但我依然感谢姥姥,我谢谢她的欣赏品味一直在变,总比每年都一样的好。最后不能不提到我们童年最幸福的期待——压岁钱。

  我的压岁钱是没有多少的,每年加起来最多也不会超过两百。而且随着我年龄日渐增长,压岁钱越来越少。到十一二岁就几乎没有了,爸妈也从没给过我压岁钱。

  这导致我一直认为这世界上没有爸妈需要给孩子压岁钱这回事的。直到上了大学,发现室友们依然领着压岁钱,最少的也有近千块,多的就有七八千了。而他们最大的压岁钱数量来源是自己的爸妈。

  这几乎颠覆了我对于压岁钱的所有概念了。

  爸妈也要给的吗?这么大了还有吗?真的可以收到那么多吗?她们一一给与肯定的回答。最后我还是不死心的问一句:那你们收到的一定交给家里了吧?

  阿怒坚定的回答一句:“不呀,都自己留着花。”我‘嗵’的一声摔倒在床上,猛然意识到自己被骗的太久了。哪怕每年只有微薄的收入,还要被母亲拿走,带着笑容说一句:“妈给你存着,留着交学费。”

  学费交给了我妈,她的确不想负众望。只是能教的有限,我认识的字很快就比她多。至于算数,每次她买完菜回来还要我给她算找的钱的对不对。

  于是,她基本上放弃了教我文化知识,直接从生活入手——教我烧火做饭、喂羊喂鸡。有一天她突然发现我不认识钟表,一下子如获至宝。

  她立刻兴致勃勃的教我认识它,她指着距离我们五米远的钟,说:“可简单了,你看那个指针指在几那就是几点。”我也指着五米外的地方,问:“那个指针?”

  她说:“不是,那个指针。”

  我说:“噢!”拉了长长的调调,好像我真的懂了似的。

  然后妈说她要睡会觉,让我十一点叫她起来做饭,十二点爸就回来了。我出去上了个厕所,回来一看母亲已经睡着了,钟表上某指针恰好指向十一。

  我赶紧把她叫醒,焦急的催促道:“妈,妈,你快起来。到十一点了,该做饭了,我爸快回来了!”她瞬间从炕上弹起来了,一边擦嘴角的口水,一边穿鞋去做饭。

  我再回头一看,那个指针又快指到十二了,我又大喊:“妈,你快点。马上就十二点了!”她终于有所醒悟,在外屋问:“这么快吗?”没等她走进里屋,我又自顾自的喊:“快,快,马上又一点了!”

  她走进屋一看,十点半还没到……不论如何,我总算真的认识了钟表。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有个如此强悍的妈?为什么不是温柔的?为什么不可以像二林子的妈妈那样,柔声的跟二林子说:“多吃点,你这几天都瘦了。”

  换成我妈,同样的事情,我妈的话语是:“吃,吃,吃,你那是吃猫食呢?就那几口就完了?”

  说到二林子,必须要交代一下这个我生命中的重要角色——男闺蜜。我们从学前班开始认识,小学五年的同桌,中学三年的前后桌,高中三年的校友,哪怕后来不在一个城市,我们依然不曾断过联系。

  我看着他幼时因为肚子疼哭了一脸的眼泪,他看着我感冒时鼻涕纸堆了一书桌;后来,我见证他情窦初开,帮他追心仪的女生。他也见证着我和我的初恋遇见到分开;后来上了大学,我学了影视编导,他学了土木工程。

  虽然八竿子打不着,我还是可以帮他推荐一些高品质的爱情动作片。我想在未来,我们会参加彼此的婚礼,做彼此孩子的干爹干妈。我们还会是彼此最要好的异性朋友,至清至净,无关爱情。

  每当别人问我和他认识多久,我都能很快回答。计算方法很简单,用我当时的年龄减去八就是了。

  1999年,二林子和我一起,升入一年级。用那时的文字表达水平来形容,就是‘世界为我打开了一片知识的海洋’。

  我在偶尔特殊的时刻,甚至能清晰的感受到有一些东西钻进了我的脑子里,再也不会出来,我将拥有它终生的使用权。更为庆幸的是,那些东西还不是水或者铅。

  班主任姓赵,是一个高高瘦瘦的老头。头发都花白了,满脸都是岁月的痕迹。他看起来和蔼可亲,有几分像我姥爷的态度。我紧张的看着他,终于忍耐不住,好似心里憋着一口毒血,不吐不快。

  我没有举手,而是‘腾’的站起来,说:“老师,这个划拉的到底是啥啊?”话一出口,所有人都看着我,万众瞩目。

  他想必看不清我手里举的本子,慢悠悠的从讲台上走下来,表情颇为严肃的拿到手里仔细端详着。我忽然看到他脸上所有的褶皱像被投了石子的湖面,漾起层层涟漪。

  他笑了,抬眼看看我问:“你刚才说啥?划拉的?”我懵懂的点点头。他又笑了,拿着我的本子把个划拉的临摹到黑板上,笑着对大家说:“这个啊不是划拉的,这是一个字,念‘好’”。

  说着把‘好’字的工整写法写在旁边。念好?原来它是个字!原来它是‘好’!亲爱的,你猜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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